赵春秋
古人说:“画如其人”,说的是绘画与画家的关系,一幅画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画面,同时也反映出画家的精神、品格和学问修养。画家只有具备一流的人品、学问、修养才会创作出一流的绘画作品,才能达到绘画中物我两忘、天人合一的最高精神境界。所以,董其昌在《画禅室随笔》中说:“ 画家六法,一气韵生动。气韵不可学,此生而知之,自有天授,然亦有学得处。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,胸中脱去尘浊,自然丘壑内营,成立鄞鄂,随手写来,皆为山水传神。”他认为绘画虽然要靠天赋,“然也有学得处”,也要靠后天的努力。怎么算是后天努力?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便是妙法。所谓“读万卷书”,说的是画家应有多方面的文化教养,是绘画能否有“士气”的重要关键。“行万里路”即所谓的师造化,还包含着对人生的阅历体验。大量阅读典籍提高各方面的修养,深入体验大自然领会古人笔墨的由来和妙处,开阔眼界, 充盈内心,胸中自会“脱去尘浊”,“随手写来,皆为山水传神也”,进入神奇的艺术境界。只有通过学习,体验大自然,提高思想、道德、人品、境界的全面修养,开拓胸襟,方能超然物外,融万趣于神思,畅神于天地之外。他在《容台别集》中又反复强调说“不行万里路,不读万卷书,欲作画祖,其可得乎?”。
董其昌倡导的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艺术思想,极大地影响了其以后的书画艺术的发展。在这种艺术思想的指导下,董其昌开辟了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新时代,把中国的文人画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。董其昌的画集历代诸家之长,在充分学习前人笔墨技法的同时,融注了自己的审美感受和生活体验,创造出一种不同于前人的崭新的艺术境界,也为后世的画家树立了一个典范和榜样。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被后世画家奉为圭璧,成为画家努力提高创作水平全面提升作品档次的不二法门。
画家为什么要提高文化修养
中国绘画美学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基础之上的,中国传统审美标准完全由文人来制定,这一特点注定了文化在艺术创作和鉴赏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。中国绘画有匠体和士体之分,一幅作品格调的高雅与低俗文化修养的高低来决定,而不是以画面视觉效果来判断。创作者是文人,随便一抹也会被认为是好的,倘若创作者不是文人,就是画的再好,再精致,也会被认为“虽工亦匠,不入画品”。
这句话是清代画家邹一桂在《小山画谱》里说的,原文是:(西洋画)笔法全无,虽工亦匠,故不入画品。”意思是西洋画不像中国画那也讲究笔法,虽然工整精致但流于匠气,所以不能入画品。这话主要是针对康乾时期的著名清朝宫廷画师郎世宁的作品说的。郎世宁是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的修道士,清康熙帝五十四年(1715)他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传教,被康熙皇帝召入如意馆,成为官居三品的宫廷画师。他用西洋的透视技术和写实技法融合了中国画风格,创作出一批迥异于传统中国画的作品,深得康熙,雍正和乾隆皇帝赏识。但中国本土画师对郎世宁的画作并不买账,从邹一桂这讥讽的口气和略带酸腐味的话中,可以看出中国本土画师的对郎世宁的不屑和对“匠气”画根深蒂固的鄙夷。所以,后来人们在评价一些画得好的匠体画的时候,往往就用这句话来予以贬抑。
这种“崇士抑匠”的思想在艺术界由来已久,已经根深蒂固,其根源在于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儒、道思想对艺术的重大影响。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向来“重道轻器”,道与器是一对哲学概念,“形而上者谓之道,形而下者谓之器”。老子云:“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。”还说:“道可道,非常道。”——道不能用通常的语言描述,但仍可看出,“道”是先天地而生的万物本源,或一切事物永恒规律的代表,发展到后世就形成体系严密的道统;对于万事万物,则有为学之道、为官之道、武学之道,逐渐演绎为根本原则、最高准则和遵循的规律。“器”作为“道”的他者,指各种派生、有形的或具体的事物。如果说“道”存乎法则,思想境界层面,那么“器”则属器物层面。中国传统文化主张“道本器末”,强调“以道御器”,要让器服从于道,服务于道。关于“道”与“器”的关系,近代学者郑观应的解释较有代表性,他指出:“所谓‘道’,即‘形而上者’,是万事万物与人性之本源,是治理国事之本;作为一种学问,‘道’是‘一语已足包性命之源而通天人之故’的原理之学:所谓‘器’,即‘形而下者’,是万物,是有利于物质发明和实际生活之末的后天形器之学。” |